唐朝考试(唐朝时期还没出现八股文)

唐代的科举主要分为两种，贡举和制举。

制举也称为制科。《新唐书·选举志》中载：“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制举是由皇帝颁布举行的，目的就是为了选拔有杰出才能的人，考试地点一般在皇宫内，有时也设在皇帝巡幸之处。

制举考试最初为口试，后改为笔试，一般情况下皇帝会亲临现场。制举是皇帝位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特科。制举的科目繁多，主要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辞等科。制举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最为兴盛，后来逐渐衰落。

制举是为了选拔有杰出才能的人，所以重在考察应试者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唐代制举及第者多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制举及第后的待遇也要比贡举高。制举及第且成绩优秀者当即授予官职，成绩差的人也可以获得出身，即所谓的官资。

贡举，又称常科。唐代贡举考试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州县举送的贡生。乡贡是考生自己到所在州县报名，通过州县举行的考试后，再由州县举荐到礼部，参加贡举的考试。

唐政府对这类考生的品德有一定的要求。凡迹涉轻狂、兼亏礼教，或曾受到官府触发，虽薄有词艺，均不能参加考试。只有那些通晓礼教、品学兼优、未受过刑事处分的读书人，才允许参加县、州两级考试，然后参加礼部的考试。

另一类是学馆生徒（主要是“六学二馆”的生徒），他们经学校考试后，成绩优异者被选送参加礼部考试。每年这两类考生的人数都由政府确定，其中各考试科目人数、各州府县赴考人数也有具体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政府会根据各地人口的消长情况和官吏队伍的状况以及考生的素质进行相应的调整。

明经是唐代贡举的重要科目之一。

关羽明经考试的内容，《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

由此可知，明经考试的内容包括贴经、经义问答及时务策。

进士科

唐初进士科考试只试策，并不试文，后来又增加了贴读、贴经和杂文等形式不一、不够规范的考试项目，但不固定。永隆二年，朝廷颁布了《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了“进士试杂文两首，识问律者，然后并令试策。”杂文成为进士考试的法定项目。

杂文“谓阵铭论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

一定程度上而言，进士科杂文用诗赋，对唐诗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开元之后，唐朝科举和文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时海内和平，士有不由文学而进，谈者所耻。”因此到了唐玄宗天宝之时，增加了进士科的难度系数，科举以文词的优劣来决定取士与否，使得天宝年间形成了行卷与纳卷的风尚。

唐代进士科一直到了唐文宗太和七年才停止了诗赋。进士科开始试议论，不试诗赋。改革的原地大概有这么两点，其一是应试者所作诗赋追求浮艳，不切实际，为世人诟病，其二是皇帝觉得当今天下士人不通经术，不读经典，专门一个心思去写诗赋了。

虽然唐文宗下诏要求停诗赋，但据考证，在实际考试中根本没有执行过，一直到了晚唐，进士科依然考诗赋。

　科举制度源于隋代，兴盛于唐代，它是唐朝选拔官吏的极重要的手段。因之，作为科举应试的方法，在唐代也就有了比较空前完善的发展。表现为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侧重点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主要有帖经、墨义、口试、策问、诗赋五种。

“帖经”就是将书本上的某行贴上几字，要求应试者将贴住的字填写出来，类似现在的填空题。

“墨义”相当于现在的简答题，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回答。考生只要熟读经文和各类注释文字就能回答，它一般有两种形式，如果考生用笔来回答问题，就称之为“墨义”，若以口来回答就称为“口义”。

“帖经”、“墨义”由于简便易行，一般在应试时常常要问三五十条，更甚者问至一百条之多方可通过。

“策问”是比帖经、墨义高一层次的考试方法，大概与现代的论述题相近。因为各科去选的最后裁决，差不多都是看重策问，所以它显得非常重要。简单说来，策问的方法就是主考设题指事，由考生作文章，题目的范围一般有人事政治，称为方略策和时务策等。

“诗赋”是为克服考生存在的多背诵经义和旧策，而乏真学实才的现象，在后来加试的一种方法。即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上加试一诗一赋，当时称“帖诗”。后来在进士科的考试偏重诗赋，往往发生帖经不及格，如果诗赋好也可以通过。从客观上来说，这种应试方法对唐代诗赋的兴盛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唐代科举考试的方法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偏重熟记，有的侧重议论，诗赋又重文采。在使用方法上具有灵活性，在考试中参互运用，既可考查学生的书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又可以使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唐代科举考试中把这些方法制度化、固定化，是可以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好方法，有其合理的因素。